历史的残酷 阻挡不了年少的诗情
“我幼遭国难,战乱毁家,老父双目失明,十余年生计艰难,糠菜果腹,尚虑不继,况就学乎!赖老父口授神童、千家、籍识之无,虽不甚解,但咿唔成诵而已。及长自学,尤喜文史,稍涉诗词。”
我出生于1930年,那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时代。父亲原来是G·M·D时期北洋系保定军官学校(第一个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有不少的G·M·D高级军官出自此校。在当时,保定军官学校的教学比较先进,采用中西文化结合教课,既教授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又不乏西方实用的理科知识,父亲可算得上博古通今,能文能武。后来父亲加入浙江新军,之后在警届任职,但在日本人侵入前父亲与军警届脱离了关系,开始着手于一些古董生意,慢慢地,家境日渐富裕起来。这一时期我们住在杭州东街路(也就是现在的建国中路)的一栋名为“震恒小筑”的西式洋房中,童年生活十分和谐美满。
但好景不长,在我7岁的时候(1937年)日本人进驻杭州,在城中扫荡的过程中发现了囤积在父亲家中的大量古董,立即起了狼虎之心,父亲拼死阻挠,险些遭遇杀身之祸,最终在祖父的百般求饶下死里逃生,却未能躲过日本人的暴行而至双目失明。一家人在毫无准备、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被赶出了家门。依稀记得当时年幼的我仓促地连鞋袜都来不及穿上。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惠兰中学(当时英国教会办的一个难民所),但很快这个难民所也被迫解散了,一家子一时无处可去,父亲不得不以赊欠,几近乞讨的方式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在举步维艰的条件下,送适学年龄的我进学堂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然而父亲依然坚持他的儿子一定要识字、懂文化。这个信念是父亲至死不渝的。当年,双目失明的父亲,每晚都要求我坐在他的跟前持着书,他逐字逐句地背诵,我逐字逐句地对照识记。父亲以他独创的盲人教书法,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让7岁的我熟知他所有的学识。从《千字文》、《神童诗》到《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每一部都要我背到烂熟于心,父亲才觉得有一丝宽慰。读到手边无书可读了,父亲除了外出借钱借米还借起了书。在那个连活着都是幸运的年代,父亲的执着很难让旁人理解,但也正是这种良苦用心让我对诗词有了崇尚之情,也为之后创作诗词奠定了基石。
17岁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我来到了塘栖开始了学徒工生活,也千般不舍地结束了在父亲跟前学文识字的时光。
现实的无奈
遏止不了内心的澎湃
“五七年变故,抑郁无伸,试学吟哦,聊抒幽怀。虽不协律,舛误百出,但藉以写景、寄意、自讽自娱耳。后于文革中因畏祸而悉付丙丁。”
1951年,22岁的我跟随着国家解放的步伐正式进入杭县总工会工作。到了1953年,县委县政府从拱宸桥搬到了临平,开设了机关学校,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正式进入梦寐以求的课堂学习。尽管当时只是夜校,但对于我这样自小没有机会听老师讲课的人而言,那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个23岁的成年人,拿着小学课本,勤奋学习的场景,或许在这个年代看来有些滑稽,然而那时学完小学课程,被批准小学毕业的我,却是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终于有文化了,而且学的是新知识、新文化。
小学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学习初中知识,可惜学途多舛,1957年,全国整风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我因正值年轻气盛,被指一些言论与当时***分子储安平的言论相近而被打倒了,被开除了工职和党籍,从机关下放到了农村,学业也被迫中止。但是在农村的日子,我始终难以忘记那段夜校的求学经历,当时拿到的初中课本,陪我辗转了一生,至今仍然保留着。
颠簸中我来到了塘栖的运输站,开始了长达22年的强体力劳动,搬运工、纤夫都做过。时间长了,200来斤的东西扛上肩膀都稀松平常了,表面上似乎我已经相当习惯那样的环境,可是骨子里却还是坚信自己是个文化人。白天繁忙的强体力劳动过后,到了晚上,我总有种难以言语的空虚感,似乎少了些什么,无所事事的我开始拿起笔尝试着写些诗词。当时的一首《半路亭》——
“半路桥边半路亭,一湾绿水一湾萍。风来八面鸣蛙鼓,燕去双飞入蓼汀。几点归帆烟波淡,半缕残照暮霞青。蹒跚曳纤朝朝过,哪得闲情片刻停。”颇能代表当时的心境。
那段时间积累的诗词大概有300多首,当然那些作品在格律、押韵上未必都对,只是那份对诗词创作的执着愈发强烈。但是1963年,当时租房子给我的房东被抄家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不禁担心自己创作的诗词会不会给自己再带来祸事,于是一狠心将手边的作品烧为灰烬。
改革开放
带来了执着后的曙光
“十年后,偶捡旧书,得旧稿数页,残篇零落,十不存一。重读之,如温旧梦。不忍摒弃,抄而存之,并缀以近作,故名之曰《烬余诗词草》,但良莠并存,颇有鸡肋之感。聊以窥往昔岁月之点滴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历史的步伐朝着改革开放走来,党的思想路线转变为以实事求是为标准,工作路线也由阶级斗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全会在组织上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些冤假错案。
“挽橹磨肩二十年,茫茫尘海作狂狷。风云过后深秋晚,赢得胸中不坏田。”
1980年我被平反了!党龄和工作都得到了恢复。那时,我感到人生又出现了新的曙光。1981年我来到了余杭无线电厂工作,重获机遇的我从供销科一直干到了厂长。
闲来无事,我整理以前的书籍,发现了一些年轻时的创作,将那些“逃过一劫”的手稿一一细看,虽然良莠不齐,但是心中依然激荡不已。我把每本书都一一翻找,找出的诗句仔细誊抄,于是《烬余诗词草》也就是这样出来了。在整理的过程中,回味着当时写作的心境,无所谓诗词好坏,这些作品又成了一点星星之火,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对诗词的热爱。
在我任职厂长的几年里,一遇空闲便会拿起笔抒写心中思绪。比如当时的《独乐》——
“和风丽日好花天,偷得忙中半日闲。带雨芭蕉舒翠绿,露晕芍药绽春妍。随风蛱蝶翩跹舞,弄舌黄鹂琐碎喧。独步庭园成一乐,赏心浑觉又髫年。”
也许是因为心情舒畅,当时的诗词,在现在读来都有一种轻松愉悦的味道。
1987年,我退休了,赶上了一个老有所乐的大好时代。不用再为工作而忙碌的我,终于能真正意义上地开始自己自小喜爱的诗词学习和创作。我参加了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杭州市老干部诗词协会、区诗词与楹联协会,区老干部诗社,和志同道合的爱诗之人探讨研究,互通有无,十分惬意。现在有了短信,外出有感,信手拈来,发给诗友,品鉴一番,煞有情趣!大家相邀外出采风,看看家乡的变化,真是感触良多。太多的国事、人事、天下事值得歌颂,太多的美景、人文、家乡情值得抒发。
我觉得诗词作品,声韵、格律还是比较重要的,为此我还特别进行了钻研。现在,我的作品在全国、省、市、区的20多种刊物上发表过,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可惜,我一生所追求和积累的诗词文化要想一时间教给儿孙并非是一件易事啊!
■ 口述 杨之强 记录整理 商赟 实习生 周筱纯 历史资料参考 王永